东汉帝国的政治遗产(2)
儒士担任官员,不仅为民兴利,还倡导礼仪,表彰儒生,甚至言传身教。譬如,胶东相吴佑遇到百姓相争打官司,总是首先闭门责备自己的德教未能化民,然后才去听诉讼;太守许荆遇到兄弟争财产,便已自己的教化不行为由,请求朝廷把自己下狱,两兄弟深深感动,幡然悔悟。此时的儒生官僚同时担任起“吏”和“师”的双重责任。
汉儒的大量参政,为帝国政治注入了新鲜血液。但是与此同时,他们的对国家行政的理解,却远不如法家“理性行政”深刻。汉儒官员们理想化的政治浪漫主义,终于在西汉末迎来了制度设计的狂欢,即王莽的复古改制。
有人曾问孔子如何治国,孔子回答说:“用夏朝的历法,乘商朝的车子,戴周朝的礼帽,乐舞用韶舞,就是了!让古礼复兴了,自然天下太平。”不得不说,这种思维方式,可称为“制度浪漫主义”,更多是从象征意义而非实用意义去考虑制度设计。
汉成帝时,何武倡议把丞相制改为大司马,大司徒,大司空的三公制,刺史也改叫州牧。因为经书中说“天子三公,十有二牧。”方士甘忠和他的弟子鼓吹“汉历中衰,当更受命”。汉哀帝居然真的搞了一次“再受命”,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,年号为太初元将。
此时的文吏们曾试图抵制儒生们的复古,可是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,越来越多的人相信,只有再受命和复古改制,才是摆脱危机的出路。这种思潮,在王莽改制中达到了顶峰。
对于王莽轰轰烈烈的制礼作乐,儒生们倍觉欢欣鼓舞,周礼崩坏已久,王莽居然复活了它们。文学家杨雄欣喜而挥毫,作《剧秦美新》盛赞“帝典阙者已补,王纲弛者已张。”儒家学术总算得到一个彻底释放,贯彻的机会,太平盛世即将来临!然而,王莽新政并没有比秦朝的严刑酷法长命多少,不久就在混乱动荡中倒台。
南朝沈约论及此事说:“任己而不师古,秦氏以之致亡;师古而不适用,王莽所以身灭。”历史就是这么奇妙,秦始皇和王莽的政策构成了两个极端。从纯用文吏、遵循法治,而儒生仅为点缀的秦政;到充分贯彻“礼治”理想,而文吏仅为陪衬的王莽新政,历史经历了一个奇妙的两极转向。
王莽时期的制度设计狂欢,就是早期儒家空想性和非理想因素极端膨胀的结果。把战国秦汉以来,文吏数百年政治建设中所蕴含的理性行政传统,彻底的予以抛弃。全力推行理想国式的变法体制,它的失败乃是必然。
鉴于王莽新朝改制的失败,东汉初年,光武帝刘秀奉行非常务实的政策,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政治事务上,有着不同于王莽的现实态度和政治理性。例如废除新莽的官职和货币、精兵简政、释放奴婢、实行度田、减免赋税、赈济灾民、治理黄河和兴修水利、压制功臣外戚和诸侯王等。除了这些理性政策的回归,光武帝刘秀还有两项举措,对后世可谓影响颇巨。
一是尊崇儒教。不同于西汉的开国功臣集团多是市井亡命无赖之徒,东汉开国集团则是一派儒者气象。譬如光武帝本人,少年时曾在长安太学读书,受尚书,通大义。功臣邓禹,年十三能诵诗,受业长安,早年曾与光武帝是太学同窗。同样经历的还窦融,耿纯,有樊准,寇恂,冯异,贾复等。故清人赵翼说:“光武诸臣,大半多习儒术,与光武意气相投。盖一时之兴,其君与臣皆一气所钟。”就连皇帝的警备部队都要人人通晓《孝经》。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风俗下,形成了注重经明行修的社会风气。
刘秀继位后不久,建造太学,还亲自在太学里讲学,和儒生们一起辩论,旁听的有几万人之多,盛况空前。但需要指出的是, 刘秀虽然在儒术和礼制上继承了很多新莽的做法,甚至谶纬之学也依然盛行于世,但儒术中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,以及谶纬对行政的非理性干扰,则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。至于儒家的仁政、教化思想,并没有弃如敝履,反倒更加深入人心。刘秀对儒生如此的亲近,让天下人都非常眼红,其中包括曾经对儒士不屑一顾的“文吏”。于是,文吏们也开始学习儒家经典,想让自己看上去有文化一点,这就让文吏们主动向儒学靠拢。
二是儒生吏化,即把儒生变成真正的官僚。王莽理想国式的变法尝试失败,让刘秀开始把东汉帝国政治予以转向。文吏的政治参与度被强化起来。因朝廷任文法而重吏政,文吏再度活跃起来。西汉察举孝廉以德取人,东汉刘秀则增设了“授试以职”之法,即郡国对被举者先以吏职相试,试用期间表现出了行政才能,方可察举到中央去。过去儒生做官没有这个试用期,所以当官了还满脑子理想主义,惹出很多乱子。现在儒生要做官必须经过试用,要想顺利通过试用,就必须去学习国家的法律和掌握一定的行政技能。这也就让儒生主动向文吏靠拢。
文章来源:《档案学通讯》 网址: http://www.daxtxzz.cn/zonghexinwen/2021/0707/590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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